翻译实践报告毕业论文题目（英语翻译实践报告毕业论文）

本文来源：中国外语2021年第5期（总第103期）

转自：高教社外语

摘 要：翻译教学，涉及翻译技艺的传授，也涉及翻译之道的探索，但同时也触及对影响翻译活动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因素的考量和分析。本文指出，翻译教学，“重”在向学生传授翻译技巧，但不能“轻”对学生翻译观和翻译价值观的指导。在提升学生翻译能力的同时，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翻译选择能力，引导学生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的理论思考中，形成自己的文化立场，建立翻译价值观，明确翻译的使命。

主题词：翻译；选择；文化；立场；价值

在《我的翻译与翻译研究之路》一文中，笔者（许钧，2018：38）曾谈道：“作为高校教师，我自身的翻译与研究固然重要，但人才培养更为重要，是第一位的。多年来，我一直努力将自己的翻译实践与探索成果运用于翻译教学与人才培养。”翻译教学，涉及翻译技艺的传授，也涉及翻译之道的探索，但同时也触及对影响翻译活动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因素的考量和分析。鉴于这一认识，本文拟结合笔者的教学经历，从认识翻译本质、建立翻译价值观入手，就翻译教学中的翻译选择与文化立场问题加以思考，提出自己的若干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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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本质与翻译价值观

翻译教学，首先要引导学生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认识翻译、理解翻译。有学者（刘云虹、许钧，2016：97）指出：“认识翻译、界定翻译，不仅是翻译研究和翻译学科发展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翻译如何在新时期安身立命进而发挥其重要价值的根本性诉求。”无论是做翻译、研究翻译，还是从事翻译教学，“翻译是什么”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如果说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那么翻译人才的培养，则首先要着力于引导学生认识翻译，了解翻译的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之上，为翻译定位，了解翻译的价值所在，形成自己的翻译观和翻译价值观。笔者长期从事翻译教学，先后为本科生、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以及博士研究生开设“汉法翻译”“法汉翻译理论与实践”“翻译概论”（“翻译通论”）、“翻译专题研究”等多门课程，在不断积累教学经验的同时，编写了四部有关翻译与翻译理论的教材，供不同层次的学生使用，如：本科教材《法汉翻译教程》为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法语分委员会推荐使用教材，被评为教育部精品教材；硕士生教材《法国当代翻译理论》为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使用教材；学术学位硕士和博士通用教材《翻译学概论》获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还有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系列教材之一《翻译概论》。无论是翻译的课堂教学，还是翻译教材的编写，笔者都把“翻译是什么”作为首要问题提出，结合翻译历史上对翻译本质特征的不断探索和研究，引导学生对翻译的历史、翻译的形态和翻译的特征等重要问题加以思考。

一个人要从事翻译活动，首先应该对翻译形成深刻的认识。关于翻译，我们在教学中有目的地引导学生从两个方面加深认识。一是认识“何为译”：翻译活动形态多样、形式丰富。根据所处理的符号关系，翻译可分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根据是否通过第三种符号系统，翻译可分为直接翻译和间接翻译；根据开展方式与所使用工具，翻译可分为笔译、口译、机译（含人工辅助机器翻译和机器辅助人工翻译）；也可以按照所处理的文本体裁分为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前者包括诗歌翻译、散文翻译、小说翻译、戏剧翻译及影视翻译等，后者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翻译、经贸翻译、法律翻译、时政翻译、科技翻译和旅游翻译等；根据目的文本与原文本内容的关系，翻译还可分为全译和变译，后者又可细分为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阐译、译写和参译等。二是认识“译何为”：翻译是人类历史最悠久的社会、文化活动之一。历史悠久的翻译活动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交融中发挥着桥梁作用，有助于维护文化多样性，丰富世界文化，推动世界文明互学互鉴，为人类精神财富的积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做出独特的贡献。基于对翻译历史、翻译活动形态和翻译使命的考察，笔者在翻译教学中进一步引导学生对翻译活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进行思考，从社会、文化、历史、符号转换以及翻译的生成与创造等多个层面对翻译的本质加以考察，形成自己对翻译的深刻认识。一旦对“翻译是什么”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答案，学生就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翻译观，进而结合翻译的本质特征就翻译的价值展开思考，形成翻译的价值观。笔者在教学中，特别注意引导学生结合中国翻译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翻译活动和具有代表性的翻译家案例，对翻译价值进行多维度思考。如结合翻译和五四运动的关系，深刻地领会翻译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思想创新价值。又如通过对著名翻译家傅雷文学翻译活动的分析，认识文学翻译对于丰富现代汉语、促进中国文学创作所体现的价值。又如结合鲁迅的翻译实践与翻译思考，从鲁迅所主张的翻译方法中理解翻译对改造思维、丰富汉语表达所起到的特殊作用。立德树人，需要以价值观为引导。建立了动态发展的翻译历史观和翻译价值观，学生就有可能产生对翻译的热爱，领悟到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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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选择问题

有了对翻译的深刻认识，翻译活动就不会是一种盲目的活动。解决了“何为译”和“译何为”的认识问题，翻译教学还要面对“如何译”的问题。我们知道，传统的翻译教学，要解决的主要是翻译技艺的传授问题。笔者长期从事本科与硕士研究生阶段的汉法翻译与法汉翻译教学，对于如何提升教师对学生的培养能力，既有理论层面的思考，又有实践层面的探索。从国内出版的翻译教材看，在内容安排方面，占最大比例的就是翻译的转换技巧，如词语的转换、句子的转换、比喻的转换等。翻译活动具有符号转换性，符号及文本的转换机制、规律和技巧，是翻译教学的重点。但是，翻译活动丰富而复杂，往往会受到社会、政治、文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解决“如何译”的同时，还要引导学生思考“译什么”。笔者曾在不同的场合谈到，我们培养翻译人才，教授翻译的转换技巧自然很重要，但这还不够。就翻译人才培养而言，立德树人，应该贯穿于翻译教学的各个环节。

翻译的过程，不仅仅涉及翻译的转换，还包括拟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文本的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拟译文本的正确选择，没有翻译文本的有效传播，就难以实现翻译的价值。而翻译的选择直接涉及翻译的动机、翻译的目的、翻译的价值考量等重要问题。笔者搜集到不少国内多个语种的翻译教材，发现这些教材基本不涉及拟译文本的选择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选择什么文本来翻译这一问题，在翻译教学中往往是被忽视的。考察翻译的历史可以发现，评价一个翻译家的功绩，在历史大变革时期，较之怎么翻译，“翻译什么”是首要问题。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梁启超早在19世纪末，就在《变法通议》中专辟一章，详论翻译，把译书提高到“强国第一义”的地位。而就译书本身，他明确指出：“故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郭延礼，1998：227）梁启超所言“择当译之本”，便是“译什么书”的问题。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更是从理论层面对翻译的选择问题进行了探讨，他（韦努蒂，2001：359）明确指出：“翻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归化过程，其间，异域文本被打上使本土特定群体易于理解的语言和文化价值的印记。这一打上印记的过程，贯彻了翻译的生产、流通及接受的每一个环节。它首先体现在对拟翻译的异域文本的选择上，通常就是排斥与本土特定利益相符的其他文本。接着它最有力地体现在以本土方言和话语方式改写异域文本这一翻译策略的制定中，在此，选择某些本土价值总是意味着对其他价值的排斥。再接下来，翻译的文本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被出版、评论、阅读和教授，在不同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环境下，产生着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影响，这些使用形式使问题进一步地复杂化。”在韦努蒂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异域文本的选择关系重大，会影响整个翻译的生产、流通和接受过程，同时还影响到翻译策略的制定和翻译作用的发挥。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中国典籍与中国文学的外译是必经之路。首先需要思考的，就是应该选择向外国译介什么样的作品。在这一方面，我们（许多、许钧，2015：14）曾就《大中华文库》的文本选择与文化价值观问题有过深入的思考，指出：“‘中国选择’和‘中国阐释’是构建系统的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中国文化经典丰富，《文库》通过组织中国的学者和专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翻译，构建一个系统的中国文化宝库，这里面既包括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典籍，也包括重要的文学、科技、军事、历史典籍，它们都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和结晶。就‘中国选择’而言，通过文本的选择，体现的是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中国人依照自己的价值观念，选择本民族文化的经典著作进行推介，有助于系统全面地反映中国文化的精髓，对于其他国家与民族译介中国文化，可以起到引导与示范的作用。”无论是外译中，还是中译外，拟译文本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翻译的出发点，对翻译意欲达到的目标也起着决定性作用。鉴于此，我们在教学中一直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关注翻译的选择问题，明确翻译选择的价值依据，提升学生的翻译选择能力。

笔者主讲的“法汉翻译理论与实践”是一门翻译工作坊形式的课程，在教与学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形成一种真正的互动关系。在该课程的第一堂课上，我会请学生交流翻译是什么、翻译有什么价值等认识，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提高翻译的自觉性，增强译者的主体性，请他们在翻译价值观的指导下，选择在他们看来值得翻译的文本加以介绍。在实际教学中，笔者发现，学生有了对翻译价值的把握，便有可能利用不同的渠道，积极拓展资料来源，获取有关文本，通过阅读、分析和评价，推荐自己认为具有翻译与传播价值的文本。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笔者和学生们一起，结合社会、文化、审美层面的价值判断，选择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拟译文本。为把这样的教学成果向社会推广，让学生的努力得到社会的认可，笔者向《文汇读书周报》的资深编辑徐坚忠先生积极建议，在《文汇读书周报》开设“阅读西方”栏目，介绍有关学生和同道所选择的好书。这一栏目先后办了近十年，笔者的不少研究生都在上面发表过很有价值的图书评介，有的还当了该栏目的主持人。后来，笔者又与《中国图书评论》主编杨平先生合作，在该刊开设了“异域书情”栏目，发表了不少好书评，如《公共帷幕后的真实与坦荡——读〈爱丽舍宫的陌生人〉》一文。《爱丽舍宫的陌生人》一书的作者为皮埃尔·佩昂，该书问世不久，当时读硕士研究生的张璐就获取了有关信息和内容，在翻译课上就该书的主要内容与价值向同学作了精要评介。上述书评发表之后，该书受到了出版界的关注，多家出版社表达了引进版权、翻译出版的意向，后来该书由南京大学法语系的师生合作翻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回顾翻译教学之路，笔者深切地感受到，通过引导性和实践性并重的教学，不少学生爱上了翻译，其中有多位成长为具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翻译家。而他们成长的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热爱翻译，具有强烈的翻译动机，善于发现与挖掘具有译介价值的文本，同时具备很强的翻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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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文化立场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我国的翻译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建立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培养体系。在翻译教学中，我们也在不断地更新翻译观念。翻译和翻译学界认识到，翻译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在新的时代，翻译问题为社会所关注，翻译可以有力且有效地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中外文明互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一文化交流观应该在翻译教学中有具体而充分的体现。翻译，既然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那么译者的文化立场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翻译教学中，笔者特别注意在如下三个方面引导学生。

一是引导学生形成平等的文化交流观。如果把翻译置于文化交流的高度去考察，就必须承认，翻译上的语言问题往往与文化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翻译通过语言的转换促进文化的开放，继而又促进我们思维的开放。同时，翻译的策略和方法又与译者的翻译文化立场密切相关。所谓“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或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与译者所选择的文化立场有关。译者作为跨越两种文化的使者，同时面临着出发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而面对这两种文化，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译者至少可采取三种文化立场：一是站在出发语文化的立场上；二是站在目的语文化的立场上；三是站在沟通出发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立场上。第一种文化立场往往导致所谓的“异化”翻译方法；第二种立场则可能使译者采取“归化”的翻译方法；而第三种立场则极力避免采取极端化的“异化”或“归化”方法，试图以“交流与沟通”为根本宗旨，寻找一套有利于不同文化沟通的翻译原则与方法。在翻译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中外翻译历史中的实例，阐述旨在平等交流的文化立场的重要性。实际上，无论是拟译文本的选择，还是翻译方法的使用，都涉及译者的文化立场。这方面内容是我们的翻译教学不应该忽视的一课。

二是引导学生建立翻译的文化价值观。季羡林先生（季羡林、许钧，2001：3）认为：“不同的国家或民族之间，如果有往来，有交流的需要，就会需要翻译。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也就难以前进。”一部中国翻译史，就是一部中外文化、思想的交流史。在教学中，特别是在研究生层次的“翻译通论”课上，笔者常常采取师生共同研讨的形式，就翻译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体现的价值进行讨论，并举实例加以说明。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不断创造、不断积累的结果。而翻译，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在不断促进文化的积累与创新。一个民族的文化想发展，不能没有传统，而不同时代对传统的阐释与理解，会赋予传统新的意义与内涵。如不同时代对《四书》《五经》的不断“翻译”、不断阐释，这种语内翻译就本质而言，是对文化传统的一种丰富，是民族文化得以在时间上不断延续的一种保证。任何一个民族想发展，就必须走出封闭的状态，不管自己的文化有多么辉煌、多么伟大，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于是语际翻译便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活动。而在语际翻译中，自我向他者敞开，发现差异、传达差异，在各种差异的不断碰撞甚至冲突中，渐渐相互理解、相互交融。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又是民族文化在空间上的一种拓展、一种再生，同时，也在丰富世界文化，让世界文化更为多样、更为灿烂。

三是引导学生明确翻译的使命。从翻译的功能看，其根本作用之一便是克服语言障碍，向他者开放，实现操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精神沟通，而这种精神沟通主要是通过文化层面的交流获得的。在这个意义上，翻译是人类精神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活动之一，也是促进民族与国家文化发展的最基本、最活跃的因素之一。从翻译的全过程看，翻译活动时刻受到文化语境的影响；从翻译的实际操作层面看，由于语言与文化的特殊关系，在具体的语言转换中，文化因素的传达是其根本任务之一。在新的历史时期，结合对翻译使命的探讨，笔者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不断加深对翻译的理解，鼓励学生在翻译活动中要自觉地走向“他者”，向他者敞开自身，尊重他者，把翻译之用提高到促进跨文化交流、维护文化多样性、建设世界和平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认识。在实践层面，笔者积极引导并鼓励同事与学生参与翻译实践，参与到地区或国家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中去，如通过重要文献的高水平翻译与审校助力良渚文化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几十年来，我之所以乐此不疲，如此积极、持续地引导或鼓励身边的人重视翻译、投身翻译，是因为我坚信，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中，在中外文明的互学互鉴中，一如季羡林先生所言，“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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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树翻译之才，立德为先。翻译教学，“重”在向学生传授翻译技巧，但不能“轻”对学生翻译观和翻译价值观的指导。在提升学生翻译能力的同时，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翻译选择能力，引导学生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的理论思考中，形成自己的文化立场，建立翻译价值观，明确翻译的使命。

注释&参考文献

注释

① 本文为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重点委托项目“《翻译概论》学研结合教学模式探索”（编号：TIJZWWT202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郭延礼.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2]季羡林, 许钧. 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许钧等. 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 (增订本)[C].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1-6.

[3]劳伦斯·韦努蒂. 查正贤译. 刘健芝校. 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 许宝强, 袁伟.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C].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358-382.

[4]刘云虹, 许钧. 如何把握翻译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创造性? ——关于翻译本质的对谈[J]. 中国外语, 2016(1):95-100.

[5]许多, 许钧. 中华文化典籍的对外译介与传播——关于《大中华文库》的评价与思考[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5(3):13-17+94.

[6]许钧. 我的翻译与翻译研究之路[J]. 外语界, 2018(5):34-39.

作者简介：

许钧，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学、法语语言文学等。E-mail：xujun@n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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