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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杜赞奇的《文化、权力和国家》

长期以来，我们在解释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和的运行模式时，倾向于用“乡绅社会”来说明，即将封建文人作为国家与乡村之间的中介，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但随着对乡村区域史的研究加深，这种模式的弊端也愈发显现。杜赞奇正是不满于单一的社会体系去理解中国，也反对用认为价值观点交互感应的功能主义的学说，于是建构起了文化权力网络这一概念，希冀能够解释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旧的封建社会，国家的行政法令是如何传达到乡村之中；在20世纪之初就开始的国家权力的扩张，到40年代时却使华北乡村社会改观不小，事实上，它改变了乡村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联系。^[1]

一、写作背景

20世纪上半叶，正处于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激烈变革的时代，在此背景下，国家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触角深入乡村，建立正规的官僚化机构，以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同时能够尽可能的多收税。可事实上，国家政权越深入乡村，非但没有提高管理水平和控制能力，伴随而来的是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即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营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2]

国家政权无能力建立有效的官僚机构而取缔非正式机构的贪污中饱，而后者是国家政权向乡村榨取的必然结果。要了解这一过程，就必须对权力的文化网络体系中的象征性符号进行剖析，因为乡村的政治权威体现在宗族和宗教之中。与此同时，国家现代化的推进，必然会破坏乡村原有的政治权威，那么，乡村的保护型经纪就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营利性经纪，而对于这种营利性经纪，国家无法控制他们的收入来源，从而失去对官僚机构的监督，所以当这种营利性经纪的再生阻碍了国家机构的合理化，这表明国家政权内卷化已经达到了极点，它预示着国家权力的延伸只能意味着社会的进一步被压榨和破产。^[3]

二、文章的主要观点

关于本书的主要内容，我认为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论述原有的乡村治理体系是怎样的，内部权力机制和运行模式又是怎样的，也就是本书中所建构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体系，原有的乡村社会正是通过这一体系维持其稳定性，而国家政权通过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象征符号来确定其合法性，乡村社会则通过其来达到对国家正统意识的认同。第二部分论述在现代化建设的浪潮中，国家政权是如何破坏原有的权力文化网络体系的，国家官僚正规化进程是如何推行的，如何破坏了乡村的宗族和宗教，使得国家政权内卷化。毫无疑问，本书内容是是围绕着“权力的文化网络”和“国家政权内卷化”两个概念来进行论述和展开的。

1、权力的文化网络

本书利用满铁资料，对华北地区具有典型性的6个村庄进行了深入研究，试图吸收其它理论体系来解释乡村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包括不断相互交错影响作用的等级组织和非正式相互关联网。诸如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诸如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之间的相互关联，构成了施展权力和权威的基础。^[4]它包容非常广泛，是由各集团和组织交织而成的一种网络，是地方社会获取权力的来源，也是上层社会沟通基层的基本途径。用这一概念来阐释乡村间的权力模式，它既不同于施坚雅市场理论体系，也不同于“乡绅社会”模式，而是把这些理论包含其中，来对乡村进行全面性的概括，因为在这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各种内部因素相互联系，权力资源相互配合，共同形成乡村社会的权威代表。并通过注意到权力关系存在的文化基础， 通过文化阐释去理解华北乡村结构中的权力表达，国家和社会对立、静止关系的态势分析就被动态的权力渗透和结构变迁分析所取代， 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就在其文化视角下得以化解。

2、乡村社会的经纪统治

为了更好地理解国家是如何治理乡村？乡村又是如何与国家打交道的？作者建构了“经纪”模型，也就是将其分为营利性经纪和保护型经纪，前者视其职权为牟利的手段，通常是我们所说得吏役和地方等，上级政府利用下层吏役进行治理、收税。后者是村社之间资源组织起来完成国家指派的任务了，以避免和营利性经纪掠夺，也就是书中所说得义图和半牌。^[5]通过这两种经纪有利于我们观察乡村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当国家权力试图向基层渗透的同时，不可避免地给乡村带来了灾祸，因为国家无法完成官僚吏役的正规化，致使他们只能利用职位便利来压榨乡民。而乡民为了反抗他们的剥削，不得已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他们，两种经纪之间的权力斗争，即是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反映。

3、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当国家试图将地方政权现代化，用来榨取更多的税收，完成他们其它地方现代化的步骤，实际上，让国家没能想到的是，当国家的触角每深入乡村一分，伴随而来的是营利性经纪的扩张，国家对乡村的控制不但没有增强，反而削弱了，因为村民们往往会团结起来保护自己免受掠夺，这就使得国家政权陷入内卷之中。尽管建立了很多现代化机构，不过只是有名无实罢了，与旧有的组织层层重叠，经费不足，职责不明，是这些所谓现代化机构的通病。事实上，国家也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够支撑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结果只能事与愿违，破坏了原有乡村的稳定性，又没有提升自己的行政效率。其实，造成国家内卷化的原因，也是不同利益集团压力和冲突所致，正式机构与营利性机构有矛盾，省县之间也有争夺。乡村中的政权内卷化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国家捐税的增加造成了赢利性经纪的增生，而赢利性经纪的增生，则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捐税。^[6]

4、乡村社会的宗族和宗教

接着，作者从宗族和宗教两方面来分析，它们是如何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乡村社会中最直接而且最典型的权威则体现在宗族和宗教组织中。^[7]地缘组织和血缘组织相重合，宗族通过保甲制和里甲来控制乡村，即使这两种制度崩溃后，宗教依然能够发挥它的作用，维持乡村的稳定性，作为文化权力网络中的重要因素，在管理下层组织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可是随着国家政权的深入，宗族政治之间不断地竞争，促成了其最后的转化，最终闾邻制和保甲制取代了宗族代表组织，直接切断了宗族和乡村政体的纽带，使得新生政权在旧有文化网络中失去了合法性。同样，国家政权也失去了向乡村传达自己旨意的渠道。关于宗教方面，乡村精英努力使自己参与到宗教生活中，并通过宗教来控制乡村社会。而大多数宗教活动是国家鼓励和支持的，比如祭拜“关帝”活动，使得乡村精英能够在旧的等级秩序中找到合适的位置，也能够顺利进入20世纪政治体制中，宗教以前把乡村精英和国家政权联系在一起，现在又形成了以民族国家为目的的初步认同。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重要因素，在维护乡村稳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那么，国民政府是如何破坏权力的文化网络的呢？随着摊款和税收的加重，原为保护型经纪的乡村精英不堪重负，要么破产，要么逃离公职。取而代之的是以营利性经纪为代表的土豪劣绅，他们把握了乡村的政权，使得乡村陷入了混乱之中，国家也丧失了对乡村加强控制和推行现代化的机会，因为当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的时候，离不开乡村精英的密切配合。于是，对于大多数村民来说，新生的乡村领导机构并不是全心全意的为他们服务，甚至和他们作对，在土地清丈、新商税及其他捐费甚至划定村界等措施，不仅没有给村民带来利益，反而带来了麻烦和损失。

概括起来，就是国家政权破坏了原有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而无法建立起新的途径来加强对乡村的控制，所以使得国家政权陷入了内卷化之中。

三、本文的不足之处

这本书曾先后荣获1989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可以说，本书对华北乡村的研究获得了学界的肯定也提供了我们研究华北农村新的视野。但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在我看来，有以下四点不足，不过这并不影响本文的学术水平。

一是过分重视对文化现象的阐释，对经济问题分析不够深入。杜赞奇在写作此书的时候，就对中国学者采用马克思经济决定论来分析乡村问题颇有微词，觉得这样研究分析太过于生硬，因为除却经济因素外，其它方面的因素依然很重要，比如文化方面。这也造成了本书对于世界资本主义和自然条件对华北的影响较少提及。众所周知，20世纪的中国已经被迫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世界经济的冲击使得华北地区农业商品化进程加快，而这又造成了小农经济的分化，这一影响对华北地区权力的文化网络的冲击带来影响是怎样的？它又是如何引起连锁反应的，使得村庄被营利性经纪所把持呢？很显然，作者把视角更多的集中在文化现象的阐释，对于这一经济的变化，鲜有提及。也可能是作者认为黄宗智的《华北地区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对于这方面描述得很详细，因此，出于对本文重心的把握，从而对这一部分进行了省略。

二是作者对于如何杜绝营利性经纪贪污中饱、欺上瞒下的行为并没有作出强有力的解释。作者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原因归结为营利性经纪的再生，只是阐述了国家政权无法实现官僚的正规化，因为当时的财政制约了国民政府进行改革的效果。一方面不断的设立现代化机构，一方面这些机构因为经费很少，不得不向百姓进行剥削，从而使得国家政权陷入内卷化之中。可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否有更好地办法来杜绝这些营利性经纪的种种行为呢？作者并没有进行深入分析，反而是日本人在华北地区推行了大乡制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土地改革获得了成功，因为他们毫无顾忌的打破了原有权力的文化网络，重建了新的乡村秩序。这里，我们不禁要思考，难道国民政府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推行他们的改革吗？本书对这一方面描述较少。

三是对宗族的作用未能详尽描述。自古皇权不下乡，这是君主与士绅们的政治默契。但华北地区靠近中国的政治中心，这里的宗族是否和南方的宗族一样，对乡村具有很强的管理权。作者通过研究得出，在华北的有些地区，血缘组织与地方组织相互重合，使得宗族领袖成为乡村的领导者。不过这样是否能说明宗族领袖对乡村的管理权限很大？是否和南方的宗族一样，具有一定的民事裁判权？这些都没有指出。

四是文化网络的价值指向是“非利益化”的，在文化网络中出任乡村领袖的目的是出于提高社会地位、威望和荣耀的考虑，而非物质利益，很显然，作者忽视了其中的经济因素。

以上四个看法仅仅是我个人的愚见，第一点和第三点可能是作者出于对本文行文布局的安排，有所省略。尽管如此，本书仍旧是乡村社会研究的经典之作。

四、本文的创新之处

我认为本书有两大创新之处，一是本书建构了很多新的概念，比如“经纪型”模式、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内卷化，都属于作者首次提出并分析乡村社会的概念。二是本书是学界首次从文化的角度来阐释乡村社会的变迁，来透视中国革命的成功。

第一，杜赞奇在分析中国乡村社会的时候，并不满足于以往的种种研究，认为那些的理论都不能很好地描述乡村社会，或多或少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于是，他建构了很多新的概念来分析乡村内部的运行机制。如“经纪型”模式则是用来理解国家政权是如何在乡村实现自己的统治职能。“国家政权内卷化”则是用来说明20世纪国民政府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的弊病。“权力的文化网络”则是吸收了施坚雅的市场理论体系，用来理解乡村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分配，从而维持乡村社会的稳定。精准的建构，缜密的分析，严谨的逻辑，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之一。

第二，对于以往国内外学者从经济角度来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本书则是从文化角度来透视20世纪初中国乡村的巨大变迁。不得不说，文化的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但以往的学界把角度更多关注在经济因素上，从而忽视了本土文化对社会变迁的作用，视角的转移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之二。文化研究的取向虽然拓宽了历史学的视野，但它不能作为阐释问题的唯一取向，否则有陷入“文化决定论”的危险。此外，由于作者重视对区域文化内生性的研究，打破了“西欧—冲击回应论”，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柯文所说的 “在中国发现历史”。

五、现实启示

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国家政权“内卷化”扩张的终结，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它从基层开始建立了与国家政权相联结的各级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近年来中国的“开放搞活”又使得一些历史弊病重新出现，一些学者开始将乡村干部视为国家政权与村民之间的承包者或经纪人。管理机构与机体结构的分离，土地的逐渐私有化以及基层政权的削弱，肯定会造成国家的地方社会的失控。^[8]那么怎样才能够加强国家与基层的血肉联系呢？我觉得可以从以下两点入手：

1、重新建立新的文化网络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开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在乡村深入开展“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讲活动。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结合起来，赋予中华农耕文明新的时代内涵。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推广积分制、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做法，加大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封建迷信等不良风气治理，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加大对农村非法宗教活动和境外渗透活动的打击力度，依法制止利用宗教干预农村公共事务。办好中国农民丰收节。^[9]让农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2、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强化县级党委抓乡促村职责，深化乡镇管理体制改革，健全乡镇党委统一指挥和统筹协调机制，加强乡镇、村集中换届后领导班子建设，全面开展农村基层干部乡村振兴主题培训。持续排查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发挥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作用。完善村级重要事项、重大问题经村党组织研究讨论机制，全面落实“四议两公开”制度。深入开展市县巡察，强化基层监督，加强基层纪检监察组织与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沟通协作、有效衔接，强化对村干部的监督。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推行网格化管理、数字化赋能、精细化服务。推进村委会规范化建设。深化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开展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推广村级组织依法自治事项、依法协助政府工作事项等清单制，规范村级组织机构牌子和证明事项，推行村级基础信息统计“一张表”制度，减轻村级组织负担。^[10]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党的桥头堡的作用，加强上级与下层的联动联通。

参考文献：

[1]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1.

[2]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67.

[3]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68.

[4]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4.

[5]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41-45.

[6]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238.

[7]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233.

[8]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240-241.

[9]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2021-02/21/content_5588098.htm，2021年1月4日。

[10]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2022-02/22/content_5675035.htm，2022年1月4日。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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