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教育专题党课暨交流发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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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按照安排，今天由我为大家讲一堂党课。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在全党开展集中学习教育，是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也是一条重要经验。***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理论武装，每逢重大历史关头，都要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全党思想，每次党内集中教育也都坚持把理论学习作为首要任务并贯穿始终，为全党团结统一奠定坚实思想基础。”开展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凝聚思想共识、集聚行动合力、激发前进动力的优良传统，是推进党的建设的重要战略抓手。
　　　　强调加强党内同志的理论学习和理论修养，是基于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总结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也是“理论强党”的历史依据。马克思曾十分精辟地论述了科学理论的巨大作用，他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习主席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也引用了马克思的这句名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党的理论探索创新顺利，党领导的事业也就比较顺利成功，反之，党的理论准备不足，就会导致党领导的事业遭受挫折乃至失败。要实现党的强大，就必须重视理论学习。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犹如一个组织系统，只有不断与外界交换能量，不断提升自我净化能力，才能保持肌体的生机与活力。纵观党的历史，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经历了一个初创摸索、积累经验、机制生成、不断完善、逐步成熟的过程，这其中有不少值得汲取的经验，也有值得警醒的地方。每逢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都有一个思想认识的嬗变过程。以集中教育活动的方式加强党内学习、统一思想认识、厘清理论是非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延安整风运动
　　　　1941年，正值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于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1942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开始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延安整风，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主要是三个原因，一是我们党曾先后发生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其中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毛泽东在1940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曾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彻底否定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左”倾政治路线。但是由于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思想基础仍然根深蒂固，他的努力没有获得完全成功。这让毛泽东逐渐认识到，必须在全党范围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二是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一度引起党内思想混乱，必须予以肃清，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这一次，他又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主张对国民党让步。由于王明手握共产国际指示这道圣旨，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共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这种右倾思想一度占了上风，这就给全党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给党在抗战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不良后果。而要纠正这种右倾错误，就必须通过开展整风，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三是皖南事变的发生，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导火线。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决心从实质上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从思想根源上破除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的氛围。总之，在延安整风前，我们党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还不够成熟，时常犯“左”倾或“右”倾错误。而无论是“左”还是“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都是教条主义的表现。这就说明我们党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因此，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而延安整风，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延安整风运动从1942年2月开始至1945年春季结束，共计3年多时间，分两期进行，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不仅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将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而且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为今后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范例。自此，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广大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得到广泛的提高，成为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不可或缺的方法。
　　　　二、新中国即将成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夜。面对全国执政带来的新考验，如何在全新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继续保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是党面对的一个新的历史性的重大课题。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两个务必”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它的产生主要有三个历史背景：一是延安窑洞谈话。1945年7月，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员应邀访问延安。痛感于历史的无常，黄炎培在和毛泽东谈话时大发感慨。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这是所知人们第一次谈到历史周期律问题。他同时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到一条道路，摆脱周期律的支配力。对此，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当然，就像找到了船不等于到了对岸一样，找到了民主这条新路，并不意味着已经跳出了历史周期率。能否跳出去，还要看这条路具体怎么走，要看能不能对跳出周期率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性。这就是“两个务必”所要解决的问题。二是《甲申三百年祭》。1941年皖南事变后，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本文以丰富的史料揭露了明末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此文于1944年3月在《新华日报》全文连载。此时正值伟大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毛泽东自然洞悉它的重大政治意义，立即批示在《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加发了《编者按语》，同时把它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复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这段话充分说明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那种心境。就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呕心沥血，时刻防止出现失误。从这种意义上讲，“两个务必”的提出，体现了毛泽东、党中央对中国历史上一些农民战争尤其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教训的深刻总结。三是西柏坡精神。三大战役的发动和全面胜利，标志着全国胜利即将来临，而党中央在西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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