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调信党组织怎么填（函调信父母证明材料在哪里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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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科夫看了记录，不知所措地把目光从维瓦尔蒂的身上转到我的脸上。

“可为什么大尉说的完全是另一码事呢？”契科夫绝望地说。“为什么？如果我早知道的话！就是说，我也欺骗了他们……”

“您什么地方欺骗了他们？”维瓦尔蒂问。“屠格涅夫不是我杀的！请你们相信我，我没有杀死他！”

“好吧，契科夫，您安静一下。您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说，我都说。”契科夫着急地说。“不过，请你们相信我……事情发生在晚上六点。我们在那里钓的都是些什么鱼啊！全是些红眼鱼！”

他用手比划着，“只有几条斜齿鳊鱼。我们在湖边冻得够呛。便到小树丛去，点起了篝火。喝了两瓶酒。我喜欢拨弄火，就爬到树上摘干树枝。屠格涅夫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碰到一根很硬的树枝。想弄断它，差一点没有栽到地上来。”

“突然，我听到屠格涅夫在和什么人吵架。往下一看，他正和一个男人争论着什么。我开始往下爬，我折断的那根树枝又被别的树枝挂住了。我跳了下来，只见屠格涅夫捂住肚子和胸口，对我喊着：‘契科夫，他用刀捅了我！’鲜血沿着他的手和大腿直往下流……”

“我扑向屠格涅夫，想扶住他，但他还是倒了下去。我不知道那个男人溜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东奔西闯，一个人也没有找到。这时我跳上一条小道，正巧迎面有几个人走了过来。”

“我喊了起来：‘我的朋友被人杀死了！’接下去就迷迷糊糊什么也不知道了。只记得有一位姑娘在旁边安慰我，让我安静下来。后来民警就赶来了……”

“您能不能说一说，那个男人长得什么样子？”维瓦尔蒂问道。

“我没有仔细看他。只记得他留着大胡子，好像穿着条马裤，是一个上年纪的人。就这些。”

“为什么您不把这些情况告诉侦查员，而且在法庭上也不吭声呢？”我用温和而又带有责备的口吻说。

“我向安德烈维奇大尉说过，可他不相信。和我一起关在拘留所里的一个姓阿夫多季尤什卡的人劝我，不要拖延时间，还是早点承认为好。我想，既然如此，何必再拖时间呢？与其在拘留所里成天被人审问来审问去，倒不如一头扎劳改营……”

第二天，维瓦尔蒂又详细讯问了契科夫一些问题，然后会见了屠格涅夫的双亲以及被告的母亲和哥哥。

出现了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由于发生了口角，契科夫一气之下杀死了自己的朋友。另一种可能是：屠格涅夫是被一个穿着马裤、留着大胡子的陌生人杀死的。

维瓦尔蒂把她拟订的侦查计划拿来征求我的意见。计划包括：询问民警局的工作人员和参加勘查现场的见证人；核对与此案有关的全部文件；询问五月二十日在醒酒所里被拘留过的人；

询问那天在蓝湖公园附近的疗养所休养的退休人员（这些退休老人经常到水库旁的树丛中来）；讯问阿夫多季尤什卡，被告曾和他在同一个拘留所里关押过。阿夫多季尤什卡已被判刑，目前正在一个劳改营里服刑。

刑事侦查处检验员伊万诺维奇中尉承担了一部分侦查工作。

上述计划刚开始执行，州检察院的检察长别列科夫就光临了。他接到了多布罗卢布斯基和安德烈维奇的控告信，他们对我的行为提出了异议。

我在静候处理。在这以前，区检察长就来过电话。别尔夫什卡责怪我头脑发热，不应如此仓促作出决定。他说现在向州法院提出上诉，要求取消区法院的判决还为时不晚。我回答说，我本人完全支持辩护律师的请求。

他生气地说：“难道您不懂得，您这是在挖自己的墙脚吗？您考虑过检察院的威信没有？”

“假如我们主动改正自己的错误，那么检察院的威信只会提高，而不会降低。假如民警局的某些工作人员，终于认识到，我们这个检察院是在严格按法律办事，那么我们的威信只会比原来更高……”我说。

“哎呀，弗托里亚克·彼得罗夫，我们同民警局的关系一直不错，相互不信任，工作起来是会很困难的！”别尔夫什卡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

“信任归信任，检查归检查。”我开玩笑地说，但是检察长并没有兴致来听我开玩笑。

“弗托里亚克·彼得罗夫，我警告您，您对这件事所产生的严重后果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严厉地说。

检察长的看法有一点我是同意的，即把案件打回来进行补充侦查，这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上级自然不会轻易放过的。

然而这是一个信号，表明检察院削弱了对侦查工作的监督。我们的错误首先会涉及到一些人的命运。某些人会由于我们的错误而付出重大的代价……

别列科夫的年纪大约四十左右，瘦瘦的身材，长着一对灰色的大眼睛。看上去还有点腼腆，丝毫没有那种钦差大臣式的威严。

他了解了案情后，便把所有的人——多布罗卢布斯基、安德烈维奇、维瓦尔蒂、伊万诺维奇和我召集到一起。

多布罗卢布斯基和安德烈维奇仍然坚持己见。他们认为，法庭开庭前进行的侦查已提供了足够的材料，证明契科夫犯了杀人罪。

安德烈维奇补充说：“技术学校学生酗酒，宿舍经常被偷……法院应该对该校管理处进行制裁，而不应从事这种毫无根据的猜测。”

“我认为。”维瓦尔蒂插嘴说，“我们要谈的完全是另一件事。我要说句公道话，依我看来，我们的错误在于，只按一种说法进行了侦查。”

“如果一切都已经很清楚了，干嘛还要考虑另一种说法呢？”安德烈维奇冷笑道。

“契科夫对您说过，屠格涅夫是另一个人杀死的，是不是？”别列科夫问道。

“说过。”

“为什么没有记录？”

“如果我把所有的话都记录下来，那么多少张纸也不够。”

维瓦尔蒂说：“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您没有检查一下第一种说法？”

“契科夫纯粹是胡说。”多布罗卢布斯基代替安德烈维奇回答道。“他第二天就否认了第一种说法，因为他知道，赖是赖不掉的。”

“也许，他有些张惶失措了。”维瓦尔蒂指出。“而您正想利用这一点。”

“您干嘛这么说？”安德烈维奇生气地说。“他对同一拘留室的阿夫多季尤什卡也承认了……”

“不管怎样。”维瓦尔蒂回答说，“给我的印象是，您想尽快结束侦查，并将此案提交法院裁决。您甚至不等年轻人冷静下来。懂行的律师一眼就看出，侦查进行得很草率！”

“我要求拿出证据来！我不能接受这种毫无根据的指责！”多布罗卢布斯基愤怒地对别列科夫说。

“我们什么办法没有用到啊？”安德烈维奇委屈地说。“可以说，全部现代化技术都用上了。拍照、带着录音机和被告一起到发案地点……”

“使用现代化技术首先要带着脑袋才行。”维瓦尔蒂没有屈服。“至于到出事地点，”

她拿出了卷宗，“你们只是让契科夫来证实你们的结论。你们自己向他指明，他应该回答什么，不应该回答什么。总的说来，错误不少。”

“事实呢？”安德烈维奇要求对方拿出事实根据来。

“比如，在出事地点绘制的现场图，连光线的角度都没有弄清楚。物体之间的距离标的是大致的数字。倒在地上的那只玻璃瓶也没有全部拍摄下来。我说的不对吗？”她问大尉，后者没有吭声。

“还有。”维瓦尔蒂接着说，“最大的疏漏是：像面包这样重要的物证都没有从出事地点取走。而根据这个面包，就可以判断被告丢失的那把刀子的特征。”

“我们找过。”安德烈维奇回答说，“但是那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

“现在谈谈被告和被害者的情况……”

“对不起，这件事已经查得一清二楚了！”多布罗卢布斯基打断她的话说。

“可我认为，没有查清。”维瓦尔蒂反驳道。“屠格涅夫的父母异口同声地说，他们不相信儿子是契科夫杀死的。契科夫为什么要和屠格涅夫交朋友？为什么他只有这么一个好朋友？”

“这是因为屠格涅夫同情他，同情他生理上的缺陷。我很难相信，屠格涅夫会胡言乱语来伤害自己的朋友。简直不可能！因此……”

“请原谅。”多布罗卢布斯基再次打断她的话说，“您的发言简直是自相矛盾。您责怪我热衷于一种说法，可您自己呢？您简直被契科夫说的那个穿马裤的大胡子给迷惑住了。”

“不，我并没有断定，这个大胡子就是凶手。这还需要调查。”

“可是事实根据呢？根据在哪儿？”多布罗卢布斯基追问道。

“已经有了！”维瓦尔蒂向到目前为止一直沉默不语的中尉点了点头。

伊万诺维奇中尉说：“我同两名退休人员谈过话，那天傍晚，他们坐在离发案地点不远的地方。他们说，有一个妇女打他们身旁走过时说：‘那里有一个男人在和一个小伙子吵架，小伙子喝醉了。可别出事！’”

“他们往妇女指的地方看了看，小道上站着两个人。一个穿着游泳裤，而另一个穿戴很整齐。过了一会就出事了，杀了人……”

“他们没有说出那个年轻人的模样吗？”我忍不住问道。这个新情况当时我还没有掌握。

“这两个老头子不可能说得很准确，因为他们毕竟不在现场。”

“可是，那个发现有人吵架的妇女呢？”我问。

“我们掌握了她的特征，正在找。”伊万诺维奇简短地答道。

“谁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牵强附会的解释。”多布罗卢布斯基指出。“那一天有好几百人到湖边去过，有穿游泳裤的；也有衣着整齐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核实一下。”中尉坚持道。

争论持续了将近三小时，谁也没能说服谁。别列科夫最后说：“有一点我是很清楚的，五月二十日，民警局工作人员进行勘查时，没有检察人员在场监督。这是事实，也是一个重要事实。”

“弗托里亚克·彼得罗夫把此案交给另一位侦查员办理，这是他的职权。也许，维瓦尔蒂能找到更有说服力的材料，证明契科夫有罪。”别列科夫沉默了一会，又补充说：“或者证明他无罪……”

维瓦尔蒂和伊万诺维奇又询问了几十个人，发出了不止一封函调信，翻阅了大量参考资料。他们拿出许多罪犯的照片，让契科夫辨认，但是得到的回答是：这些照片上的人没有一个是杀害屠格涅夫的凶手。

维瓦尔蒂对另一种说法并没有置之度外，对此也同样进行了一系列侦查。

有一次，她来找我交换意见。

“我甚至梦中也在想着大胡子。我现在大概掌握了本市所有留着大胡子的人。总的说来，这种人并不多。”

“那个看到有人吵架的妇女找到了没有？”我感兴趣地问。

“没能找到。因为我们没法向所有的居民去打听。”

这时我回忆起在俱乐部做报告时提到过一个案件。有趣的是，报告刚完，就有一个重要的证人站了出来。的确，现在需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

“是不是通过报纸试一试？”我问。

“这可太好了！”

“我负责给市报编辑部打电话……阿夫多季尤什卡的情况如何？”

“是指那个和契科夫一起拘留过的人吗？我想亲自去见见他，但您知道，这里工作有多忙。”

“您出趟差，到他服刑的劳改营去一次……”

我们同伊万诺维奇中尉一起给报纸起草了一条公告，请求知情人把他们所知道的有关蓝湖事件的情况报告检察院。

公告还提到了那位同退休老人谈过话的妇女的特征，希望能协助找到她。报纸很快刊登了这条消息。

接到了许多电话。也有直接找上门来的。然而，从中没有得到任何新的线索。

直到第四或是第五天，有一个老太婆来到我的办公室。

她问：“你们是不是在找我们的玛丽莎？女邻居告诉我，报纸上登了关于她的事。穿的衣服和发型都和她一模一样……我姓加夫里拉，玛丽莎是我的儿媳妇。”

“她本人为什么没有来？”

“她到加里宁州探亲去了，她妈妈病了。玛丽莎那天是和她丈夫，也就是和我儿子一起到蓝湖去的。”

我向她了解了她儿子的工作地点，并打电话请他来一趟。他来到了检察院。

瓦利亚证实道：“是的，五月二十日那天我们是去过蓝湖。一起游了泳，傍晚六点左右，我们决定回去。玛丽莎到小树林去换衣服。回来时她说，那里有两个人在吵架，还说也许会打起来。很快那边传来了嘈杂声，我知道出了人命了……”

“她没有向您谈起那两个人的模样？”

“没有。她只说是一个上年纪的和一个年轻人纠缠上了。”

我又从瓦利亚那里记下了他岳父母的地址。伊万诺维奇带着屠格涅夫的照片乘车到加里宁州去了……

当维瓦尔蒂出差回来时，我着急地问：“怎么样？快说吧！”

“这个阿夫多季尤什卡是个饱经世故的老江湖。有三次前科。他说，他随时愿为侦查机关效劳。这种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真有些叫人哭笑不得。”

“他讲了些什么新鲜玩意儿没有？”

伊万诺维奇回来了。玛丽莎从照片上认出了屠格涅夫。她证明说：“这个高个子的、讨人喜欢的年轻人穿的是游泳裤。照我看，他喝了酒。他同一个上年纪的男人站在小路上吵了起来。穿游泳裤的小伙子好像说：‘你，老爷子，应该回去喝碎麦米粥才对。’”

“那个男人回答说：‘我倒要教训教训你，你这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这个男人留着大胡子，穿着马裤……时间也是在六点左右。”

维瓦尔蒂扬扬得意地说：“就是说，有过一个大胡子，这不是契科夫虚构出来的！”

“玛丽莎更详细地介绍了这个男人的特征没有？”我问伊万诺维奇。

“眼睛、鼻子、头发她都记不得了。”伊万诺维奇回答说。

“大胡子、马裤这两个最明显的特征可以压倒一切。”维瓦尔蒂解释说。

“但是目前仅仅能够证明，契科夫所说的那个男人那一天曾经到过蓝湖……”我说。

“他和屠格涅夫吵过架，而且还威胁过对方，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又怎么样呢？孩子们喝了酒，惹了事，仅此而已。”我回答说。“我是这样想的：契科夫过去会不会见过这个大胡子？”

“当然，有可能。”

“正因为如此，契科夫看到了这个大胡子，记住了他的特征，就推说是他杀的，合不合乎逻辑？”

“完全合乎逻辑。”维瓦尔蒂表示同意我的看法。“只是吵架和凶杀这两件事离得太近了。”

“巧合。这不是常有的事吗？”

“不错，弗托里亚克·彼得罗夫，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契科夫呢？”

文章内容转载自《“幽灵”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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