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柏生1932年出生于江苏苏州,曾任中国驻智利使馆政务参赞和中国驻苏里南大使,曾荣获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他见证了我国西班牙语教学事业的发展沿革,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做翻译的历程中,近距离领略了共和国领袖的风采。
在共和国领袖身边做翻译工作
我的翻译生涯是从北外起步的。由于当时西班牙语人才匮乏,在教学之余,我也完成了不少翻译工作,其中也有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口译的任务。正是在这样一次次的翻译实践中,不断磨炼自己,并且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人生航向,逐渐走上了翻译之路。
第一次当陪同翻译,要追溯到1954年,当时我只是个学了一年半西语的学生,能否胜任陪同工作是个未知数。那年夏天,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理事会在北京召开,由于与会人员很多是从苏联入境的,我和其他人一起被派去满洲里迎接客人,负责陪同他们回北京开会。这一路的陪同虽然没有特别高的要求,但我还是从中体会到翻译的不易。第一次出现问题是想问外宾有什么需要或要求,但是没有怎么考虑,顺口就译成了“exigencia”(本意为“迫切要求,强力要求,苛求,无理要求”)。不过所幸对方都能明白大致意思,没造成误解,但热情的外宾告诉我,应该用“petición”或“deseo”。这使我懂得注意同义词细微差异的重要性。然而第二次可没有那么幸运了,当要求翻译“肺结核病”这个单词时,由于我没有学过,情急之下只好用英语的缩写“TB”代替,把外宾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经过我方反复地解释外宾才明白了意思。总的来说,基本完成了自己学生时代第一次重要的翻译工作。但这期间的两次“小插曲”也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于是在以后的日子里就更为刻苦地学习和钻研。
我曾有幸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当翻译,也曾随代表团出访;领导还安排我参加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翻译工作。这些工作不仅使我在语言上得到锻炼和提高,开阔了视野,更重要的是使我在思想上提高了认识,更坚定了我的政治立场。
在为领袖做翻译的过程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主席讲话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还会时不时引用中国的成语、诗歌,甚至用典。总理则是彬彬有礼、风度翩翩,待人接物细致周到,对身边的翻译也是如此。时至今日,对总理的认真与关爱,我依然感慨万千,满怀崇敬之情。
我第一次为毛主席当翻译,是接见智利教育代表团,周总理也出席了会见,就坐在我的对面。周总理不插话,只是静静地听着。我没有意识到,周总理不仅在听主席的话,也在听我的翻译。主席说了一句“那个时候······”我翻译时就用了一个西班牙语的简单过去时的变位,而将时间状语省略了。没想到这一点被总理听了出来,于是他便提醒说“那个时候”,我就又把时间状语补上了。对于这一点,我真可谓佩服至极。因为周总理有法文功底,但是不懂西语,西语和法语虽同属一个语系,但要仅凭对法语的了解分辨出西语翻译中缺一个时间状语,绝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当然,周总理严格要求归严格要求,对翻译的关照也让我备感温暖。由于中国的数字和外国的数字进位方法不一样,翻译数字时不仅要翻译语言,还要转换进制,这往往令翻译们头疼不已。周总理十分照顾翻译的难点,遇到亿以上的数字,他都自己先转换好再说出口:比如6亿,他就直说600个百万,10亿就说1000个百万等。这样我们翻译的时候就只需要考虑数字的语言转换了。
在外交部工作期间,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周总理亲自修改文稿的复印件。复印件上除了文字的改动外,通篇标点符号都一一圈点过,这可能是他批阅文件的习惯,但我们作为翻译,却常常发现文章一经他圈点修改过,我们正在琢磨的句子结构关系问题都给解决了。这是什么样的缜密思维!更不用说外交部译界很多人熟知的一段佳话: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要为外宾放映中国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有人弄了个较长的说明书,总理知道后说人家哪有时间去看这么长的说明书,提出不如译成“中国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总理以他谙熟的中西文化,简明易懂地解决了翻译难题。
1976年周总理病逝,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瞻仰总理遗容和各国驻华使节的吊唁活动,礼宾司安排我参加这次活动的翻译工作,我的心情难以诉说。眼见许多为周总理守灵的领导人都泪流满面,我只有强压住心中的悲痛,完成了翻译任务。
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做翻译,不但担负重大政治责任,还要有很强的业务能力、反应能力等,我不敢说我是个得心应手的翻译,但我愿意把陈老总(陈毅外长)谈翻译的话原原本本地转达给大家。
1965年,陈老总在外交部教育司翻译室谈到翻译工作。他说:“如果给我翻得如快刀斩乱麻,我就高兴。钝刀子切肉,半天切不出血来—这个要不得!我常常引用‘艺高人胆大’这句老话。对你们这些高翻来说,‘艺高’就是你们‘手里’那把‘快刀’,‘快刀’也好,‘利刀’也罢。一要中外文底子厚,二要政策水平高,三要领会领导意图准。对啦,再加上一条:还要古文基础好。主席见外宾时,常常引用古诗词,有时还用典。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你不往脑子里装一点,怎么给人家翻?当然,都懂,也不现实,但一年比一年多懂一些,总是可以的吧!”
我觉得这是陈老总细心观察多少口译实践,总结出的语重心长的金玉良言,这里特意介绍,愿和大家谨记共勉。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中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士无不为之欢欣鼓舞。这颗原子弹的冲击波和中国政府声明中阐明的正义立场一起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无巧不成书,当时刚好苏联赫鲁晓夫下台。所以,有的外电称中国爆炸原子弹是为了庆祝赫鲁晓夫下台,甚至说中国的原子弹把赫鲁晓夫轰下了台。不管外电如何揣测,编造耸人听闻的消息,但这确也说明这件事在世界上的影响之大。
16日刚上班,外交部办公厅召集英、俄、法、西四种外语译员各一人到主任办公室待命。过一会儿,乔冠华同志来了,他对我们说,我刚从中央来,现在要交给你们一项绝密任务,你们要以党性保证,任务完成前决不能泄露半点消息。今天你们也不准离开这办公室,其他与此无关人员也不准来这里。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文件,作了点说明,就交给我们翻译。当时我们接过文件都很兴奋,因为这是一件令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壮举,但又十分紧张,特别是我,因为每种文字就一个人,译文无人可商量推敲。英、俄、法文的三位译员都是老翻译,而我是头一年才放下粉笔从学校调到外交部的新兵。我们四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就一声不响认真地工作起来。这样从上午一直忙到下午三四点钟,刚译完打好字,传来消息说爆炸成功,声明要立即发表,译文马上打字送印。我们心中为完成了党的一项重托而高兴。
在中央编译局
开始参与中央编译局文献翻译工作的具体时间,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我和编译局的工作关系大概源起于翻译有关国际共运论战文章,当时,人员都是从各单位抽调来的,我是其中之一。先后由中联部和新华社牵头,西文组由中联部的陈清海同志任组长。文章有中共中央1963年10月14日对苏共中央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其后有中苏论战的九评。我们吃住都在工作地点。大约1965或1966年我参加“四清”后回京,这时编译局毛泽东著作翻译室西文组已成立。我记得先是翻译毛主席语录,后来在编译局从事《毛泽东选集》和《周恩来选集》上卷的翻译工作。那时我是单身,吃住都在编译局(还在此地原有的一个小游泳池里学会了游泳),外交部有什么重大活动才回去参加。这段翻译持续的时间较长,参加工作的外国专家也多,是我好好磨炼笔译功夫的机会。以后就经常参加人代会、党代会等文件的翻译。我的工作是从初译到定稿都参加。工作、学习、磨炼、生活在这里,我和大家的关系都不错,这样的感情怎么会不深呢!
我没有出国留过学,是个“土包子”。我觉得有条件出去留学很好,没有条件就在国内学习工作也很好,应该说这种情况的人更多。实践是更重要的学习。在实践中学习,一要虚心,听到别人的好话,不妨自己先给它打个七折八扣,想想自己还有什么不足,这样就不容易自满,而能看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对自己翻译中有错或不满意之处,要耿耿于怀,努力不重犯错误。二要有恒心。关于这一点我想多说几句,我们这些在国内学外语的人,往往对生活用语掌握得少,比如hacer,这个单词本科一年级就学了,但中文“冒烟”却不知道西文就可译作“hacer humo”。所以一些基本词汇如hacer、dar、quedar (se)等,通过一定单词的组合搭配,可以千变万化,值得用点心。再有我们是搞翻译的,要注意中文已有的成语或常用的表达形式,在西文是否也有相应的表达形式,例如“险象环生”,可以译成“surgen(出现、涌现)peligros sucesivos”, 但西文更地道的说法是“proliferan(繁衍、扩散)los peligros”。要针对我们工作的特点和自己的不足坚持不断地这样做,要勤记,到需要用时就可召之即来。
1994年退休后我还参加人代会、党代会等文件的翻译工作。翻译成了我的终身职业,成了我的唯一爱好,现在继续用人民培养我学的西班牙语发挥余热,无论有无报酬,不论报酬高低,也不论译文难易,我都欣然接受。天天不间断,天天有收获,真的有点乐此不疲。相反,哪一天没有搞一点翻译,没有触摸点西班牙文,反倒觉得这天自己是个无所事事的人,或者说,这天一“字”无成。学海无止境,译海深莫测。我愿用我不多的余生,在茫茫的译海中继续努力学习,为人民服务终身。
(本文由汤柏生 口述 于蔷 整理;整理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一级主任科员,二级翻译)
本文转载自《百年潮》2022年第3期(总第29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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