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岚
因为过“政治生日”,重问初心,我讲起了刚工作时候遇到蒋主任的事。就是现在,她每天早上还给我发一句鼓励的话。
毕业那年,我不到20岁。蒋老师因病休假,我去给她班代课。她不放心,交代了很多细节。
半学期后,她回来,发觉她班的学习成绩没有下降,对我刮目相看。我也成功把自己变成了她的样子:提前半小时到校;认真备课、写课后笔记;晚上把工作带回家;关爱每一个孩子。似乎每一项工作都做不完。
跟着好人学好,跟着坏人学坏。她是我的引路人,跟着她的脚步,我有了一些成绩,也长成了现在的样子。30年来,还是按当年的习惯工作:爱岗敬业,默默奉献,做好每一件小事儿。
就像孩子一出生遇到的父母一样,刚工作遇到的那个人也给我们对工作的态度定了基调。服从安排、兢兢业业成了我一贯的工作风格。先入为主,这个基调一旦定下来,一般一辈子也不会变。无论到怎样糟糕的单位,身边是怎样负能量的人,都可以保持自己原有的工作状态。可见刚工作时遇到谁很重要。
那么,我呢?我给刚工作的年轻人以什么样的榜样呢?这么一想,我就惊出一身汗来。因为年轻人行为和思想可塑性极强,即使不是有意识专门要教他们什么,但在一起工作,也难免不对身边的人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我有带坏谁吗?
2008年左右,我单位分来两个大学生,其中一个男孩姓刘。一次闲聊,他问过我最想去哪儿工作。我说我最想到联合国工作。他见我说得一本正经,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后来无意中听见他和别人提起我时,说:她想去联合国工作。也是一本正经的样子。
虽然,我自己也会开玩笑地宣扬:地球人都知道啊。但从他这里听到,我觉得特别搞笑,太张狂、太幼稚。以我有限的知识来想像,联合国处理的应该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按村、镇、县、市、省、国家,再到联合国的排序,这应该是最顶级的工作平台。
联合国做的事儿都应该是大事儿。可实际上呢,我只是苏北小城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离联合国太远了,这个梦想对我来讲我是太猖狂也太不切实际了。都说梦想是跳一跳就能够得着的,这个不太实际的梦想,让我怎么跳也够不着。多年以后他要是明白,会一笑而过。那我给他关于梦想的,有不良影响吗?是对梦想的草率、荒谬吗?
而身在小县城、心怀全世界的这个眼界,以及草芥小民对全人类的悲悯之心,无论现实不现实,都绝不张狂而可笑。对我来说,去联合国工作只是一种勇攀高峰的信念,让自己始终有积极向上的状态,是一步一个台阶的踏实苦干,这是一种思维,顶级思维模式。跟是否真的去联合国工作,似乎没有多大关系。
当然,我也未必可以实现这个愿望,但也并排除我对更高工作平台的向往。不是有句话吗?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再说,有那么多的伟人也是出生在贫穷世家,是经过了艰苦卓越的奋斗,历经千难万险,才从乡野走向了世界。
如果我真的想去联合国工作,从说这话到现在,经过11年的努力,我了解联合国的知识一定比其他人多,说不定还精通了几门外语。10年磨一剑,10年可成一件事儿。即使没有到联合国工作,也是在去的路上。
事实上我现在的工作跟联合国没有任何关系,去联合国工作的可能性也非常之小。再说,我也没有向岁月软磨硬泡想要去那工作。但这并不是说我没有努力,也并不是说我心中没有更高的目标。那我的心中有像联合国那样顶级的目标吗?
昨晚和玉华聊起这个,我坦然讲我不知道我将来会怎样。那我的业余时间起早贪黑、少美少吃的,结果会怎样呢?用玉华的话说,一定是很美的。曾经也有人问我对读写的野心是什么?我没有,我的目标小的不能再小,低的不能再低:只有行为,没有定位。
什么时候读书能读到头?文章写到什么样才是好?我心里没底,远没有联合国这个目标来的清晰。书读不完,文章也改不完。或者说我的目标只是一种向上、向前的行动状态,只是因为自己喜欢。回首过去,也真的看见了自己一步一步上台阶的足迹。
如果长期坚持喜欢做的事,并用所学帮助自己和身边人成长,永远保持向顶级攀登的状态,哪怕永远没有一步登天,永远不会功德圆满,只是始终都在努力,这个目标也是清晰的吧,虽然没有去联合国工作的梦想那么高的定位。
行动的过程或许就是我的个人梦想。不知道当年的那个年轻人小刘,是否能够明白我关于去联合国工作的梦想的真正意义。还好,他也一直在向上走。
他从我单位事业编制考去了市里某乡镇公务员,成了一名警察;后来又听说被调到市纪委工作,最起码是比我离联合国工作的目标近了,但愿我没有带坏他。
仔细想想,我悉心带过的年轻人不多,但不知道有没有给其他人坏的影响。如此一来,不仅要对见到的每一个年轻人、小孩子也要当心,对特定情境中的敏感人群,说话要想着说。教人向好是总则。
鼓励人踏实工作、刻苦学习,帮助年轻人找到个人理想和单位目标相契合的点,是我们对年轻人永远的责任。为此,我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的。你呢?你又激昂了谁?鼓舞了那些人?告诉我,我也为你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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