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多年前的一次海外高端人才交流洽谈会上,我遇到了一位27年前的旧识。他叫陈晓钢,此时已是定居英国、拥有曼彻斯特大学博士头衔、很有些名气的学者了。
我们相识于1977年高考的报名点。那时,我在工厂当工人,他在公社广播站上班。因为比较谈得来,在准备高考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交流。那年,他被西北纺织学院录取,我却名落孙山。上了大学之后,他还给我来过几封信,劝解我不要灰心,相信自己的实力,继续备考。我想我之所以能坚持下去,与他的鼓励不无关系。
他乡遇故知,我们很高兴,聊了很多,自然也忆起了难忘的1977。我的大学梦圆于1978,但却始于1977。相比之下,我更难忘1977年高考的点点滴滴。
一
1976年12月,在结束了一年半的插队知青生活之后,不满19岁的我被招工到了寿光县造船厂。
我是从济南回故乡插队的,而这里主要安置青岛知青。招工的时候,济南不会来这儿招人,青岛又不招外地的,我便掉到空儿里了。尽管很不情愿,但无奈之下也只好在当地就业了。说实话,我们这些末代知青,无论从政策的导向上,还是思想的认识上,已经没有了扎根农村的基础。反正早晚都得走,高成不了,低也得就呵!
寿光造船厂位于寿光最北部莱州湾畔的羊角沟镇。这里距离县城还有40多公里,是个渔港小镇,小清河由此入海。我坐长途汽车去厂里报到的时候,车子越往北开,眼里的景色就越荒凉。到后来,一望无际的盐碱地上连棵树都难得一见。隔三差五地,能看到一丛丛癞痢头上毛发般的杂草,稀稀拉拉地随风摇摆。只有公路两旁那一堆堆泛着银光的盐垛,告诉我这里还有人在活动劳作。
羊角沟镇很小,只有一条可以勉强称得上是马路的街道。那时的长途汽车站,离镇子还有接近一公里的样子。下了汽车,还没走进镇子,一股浓重的咸鱼虾酱腥气便扑鼻而来。我想过这里小、这里偏,但真没想到会这么小、这么偏。很多人都有比较强烈的大城市情结,在大城市生活、长大的人,就更是如此。那些同我一起学习劳动的青岛知青就对我说,哪怕少定三级工资,也要回青岛去工作,死活也不能留在这里,即便是再好的单位也不行。我当时的心理落差与无奈,可想而知。
镇子小,我们的厂子更小,全厂的正式职工还不到200人。分配工种的时候,厂里的领导可能是看我个子高(其实完全是徒有其表),就没让我干电工、钳工等人人眼热的工种,而是把我分到了船体车间,做了一名钣金工。只说名称,如今很多人肯定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行当。按照国家当时规定的粮食定量标准,我每月可享受46斤供应粮。这是个最高的供应标准,同码头扛大包的搬运工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国家认为,我所干的这个工种,是最重的体力劳动岗位之一。我们这个小厂没那么多机械化设备,所生产的一种小型钢壳渔轮,厚达十几毫米船体钢板上的弯弧,都是我们抡着18磅的大铁锤,一锤锤砸出来的。这么说,你或许能明白钣金工是干啥的了吧。
厂子又偏又小,工种又苦又累,如果说我不想离开这里,换个活法,那是闭着眼睛说瞎话。但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要想调回大城市工作的话,简直难比登天。因为工人调动,通常采取对调的方式。比方说,假如我想调回济南工作的话,需要先在济南某个单位,找个因为夫妻分居等原因,愿意调到羊角沟镇来工作的人。然后双方分别提出申请,办理有关调动手续。羊角沟镇这么小,要想从济南找个愿意调过来的人,跟大海捞针没啥区别。
进厂工作一段时间之后,父亲对我说,干上几年,若是碰上合适的,也可以考虑找个对象成个家,家里不会反对的。那意思是,往济南调的事情,基本上就不用再想了。好在我是个比较随遇而安之人,不会沉溺于镜花水月的幻想之中。虽说工资低点、活儿累点,但下了班看看书、吹吹牛、打打牌、喝喝酒啥的,小日子过得倒也有滋有味儿。
就在我逐渐地接受了现实、安于现状的时候,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二
国家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是1977年10月正式公布的,但此前较早就有人风闻此事。我们厂有个跟我年龄差不多大的电工,从那年的初夏便听说了恢复高考的事情。每天一有空,就拿本政史地、数理化之类的课本,坐在那里聚精会神地看,基本上不参与我们一干小青年的玩耍游戏。他也曾劝过我,让我早着手复习,考上大学就不用愁调动的事了。对他的话,我将信将疑,并没太往心里去,还是照玩不误。
从这位工友的身上,我相信了人的天分、运数真的相差很大。他是个很勤奋的人,牺牲了所有的娱乐休闲,苦行僧般恶拼了四五年,熬得形销骨立,到了连个中专也没考上,真是造化弄人呵。后来,他给我写信说,他已娶妻生子,认命了。说是认命,我知道他的心气高得很。后来,他又二十几年如一日地狂写电影文学剧本,耗费了无数纸笔却一事无成,日子过得很不顺畅。在我的人生经历中,遇到过几位命运多舛、让人印象深刻,每每忆及都会为之唏嘘不已的人物,此位工友即为其一。
当恢复高考的消息真真切切地传来之际,我的第一反应是有些手足无措。由于平时爱看个闲书,我被不少工友视为“文化人”。比方说,我不仅知道纽约、华盛顿、巴黎、伦敦,我还知道斯德哥尔摩、雷克雅未克、里约热内卢、约翰内斯堡,等等。瞎聊起来,常常把个工友们听得一愣一愣的。有的工友就调侃我,说我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间之事”的“万事通”。我听得出,这话里还是很有些讽刺意味的。年轻气盛的我,确实比较爱显摆一些。
正因为如此,当传来恢复高考消息的时候,大家就纷纷鼓动我去报考。工友们说,你看了那么多书,一准能考上。听大家如此说,我心里暗暗叫苦,这都哪跟哪儿呵!我看的那些书,都是闲书。所谓闲书,是有兴趣才拿来看了解闷儿,跟高考本无多大关系的。对自己的那点儿斤两,我多少还是有点儿数的。说到这里,我想起了1978年高考的一道地理题。大意是,一个人于秋天从美国的一个城市出发,三个月到达厄瓜多尔的基多,又三个月到达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而此地在纬度线上与美国那个城市相对应,那么这个人到达这两个地方的时候,分别是什么季节。相信这道题把当时的许多考生都绕迷糊了,而我却得了高分。这也说明,平时多读点儿书,总归还是有些用处的。
人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经不住捧的,年轻人尤其如此。“文化人”之类的说法听得多了,我的信心也慢慢膨胀起来,心想不去报考还真就对不起工友们的高看了。再者说,高考的恢复,又点燃了我心中重返大城市的希望之火。倘若一不小心考上了,毕业后分配到大城市工作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这就是我参加1977年高考的主要动机,虽说不怎么高尚,但却真实,毕竟那时我只是个贪玩的半大孩子。
后来,我跟好多同龄人交流过报考大学的动机,或者说是动力。来自农村的人,基本都说是为了跳出农门,吃上馍票(公家饭)并找个吃馍票的媳妇儿。来自工厂的人,则几乎全是奔着把三十几块钱的工资,换成五十几块钱去的。总之,在大多数平常人看来,上大学就是换个活法的极好机会。这样的人很普通,这样的想法很普通,但却并不妨碍他们力所能及地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
我读过一些名家回忆1977、1978高考往事的文章,其中有的人还比较熟悉。看到他们当年对高考的深刻认识、参加高考的满腔热情和远大志向,我深为自己的幼稚、浅薄而羞愧不已。
三
既然报名高考了,顺其自然是不可能的,心中不免就会有些想法了。于是,便开始了手忙脚乱、盲人骑瞎马一般的复习备考。不管谁说哪本书有用,逮过来不由分说就看、就背。至于能不能弄得懂,那就两说着了。听说哪个熟人手里有本好的资料,死皮赖脸也要借来看上一看。
这期间,我曾有过下面这样的“壮举”:听说一位亲戚手里有本外地寄来的复习大纲,非常有参考价值。于是,一天下午下班后,我便借了辆自行车,直奔他家而去。他家离我们厂接近70里路,我前边说过,我们厂往南有很长一段距离是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天又是那么地黑、那么地冷,我却没有丝毫害怕、难受的感觉。到了亲戚家,已是子夜时分。我拿了资料,马上往回赶,在第二天上班前赶回厂里。回厂后,我找了那位轮到上夜班的电工工友,我们俩一个白天、一个晚上地分着轮班抄,连着抄了两天,硬是把那本资料全部抄了下来。第三天晚上,我又来回跑了一宿,给人家把资料送了回去。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我们厂的职工,大部分家不在当地。厂里为了方便职工探家,不是每周都休息,而是每两周休两天。那资料人家又要得急,我不可能等到休息日再还给人家,到邮局寄就更慢了。如此,我只能是昼夜兼程。好在那时我年轻,年轻真好!
复习备考期间,车间的领导、同班组和同宿舍的工友们,千方百计地为我提供了种种便利条件。比方说,我们厂所在的那个小镇,电力供应不足,宿舍每到晚上十点钟就要停电。为了方便上下夜班的工人照明,厂里为每个宿舍配发了一些蜡烛。我晚上要挑灯夜读,蜡烛不够用,其他工友便纷纷把自己的蜡烛让给我用。这中间,还发生过一些蛮有趣儿的故事。记得是准备1978年高考的时候,有一天,我正与那位电工工友在一起复习,一位年长的工友来给我送蜡烛。见我们讨论得很热烈,他便打趣儿说:“这个学法,还能考不上啊?等你们考上了大学,可别忘了我的蜡烛,得请我客啊!”因为已经有过一次落榜经历,那位电工工友就有点儿烦:“你现在说这些没有用。要是真考上了,别说请你个客,就是摆上八桌子也行啊!”那位年长工友就笑了:“看看,看看!想上大学想得都急眼了!”
再比方说,复习备考期间,车间里总是尽可能地给我多安排一些夜班上。要知道,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上夜班,一是工作量相对比较小,干得时候少、歇的时候多;二是有夜班补助,在月工资三十几块钱的情况下,可不能小瞧了那五、六块钱的夜班费。所以,大家都愿意上夜班。把别人的夜班调给我,是需要有人作出牺牲的。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一点是,夜班工地不停电,看书方便。
尽管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恶补,但由于基础差、底子薄,我还是怀着一颗忐忑之心,走进了1977年的大学考场。那一年,山东省同我一起走进考场的考生,有80万人之多,而录取人数不到一万人。这个数字,是后来才知道的。假若当时就知道,恐怕考也不用考,当场就吓跑了。
四
“难忘的一天”,是1977年山东省高考语文试卷作文题。当我在考场上面对这个题目的时候,脑子有些发懵,出现了间歇性思维抑制,一时间竟不知如何下笔了。
前边我说过,我参加此次高考的动机,一点儿也不高尚。正因为动机不那么纯洁、知识不那么丰富,导致我在考场上有紧张、有惶恐、还有一些激动,但却没有自信。因此,有些发懵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考场上很静,静得纸笔磨擦的沙沙声、手表秒针的嘀哒声都清晰可辨。心情稍许平静之后,这悦耳的声音一下子激起了我的灵感。看着考生们埋头奋笔疾书的身影,我突然想到,这声音、这动作,不正像争分夺秒地与时间赛跑,尽可能挽回过去所耽搁的时光么?于是,我提笔写下了作文的开头:“今天,是我走进大学考场的第一天。相信这一天对于我、对于同我一起走进考场的千万个考生,乃至于对于整个青年一代来讲,都将是难忘的一天……”然后,我写出了自己在考场上的所感所悟:参加高考的幸福、激动、憧憬,以及曾经的迷惘、遗憾、惭愧等等,一篇作文挥洒而就。写完之后,我很得意。
结束了考试,大家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我傻眼了。原来,按照这个题目的出题思路,主要有三个题材可供选择:毛主席逝世、周总理逝世、粉碎“四人帮”。而最佳选项是毛主席逝世,据说高达95%的考生选择了这一项!很显然,以当时的标准而论,我跑题了。
我不死心,利用回省城探亲的机会,走访请教了好多位大学、中学的老师,有的还参加过高考阅卷。很不幸,他们也都这样认为。有位老师的话很有代表性:“对待这样一个重大而又严肃的命题,你既没有抒发对毛主席、周总理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又没有表现粉碎‘四人帮’举国欢腾的盛况,给人一种很自我的感觉,怎么能得高分呵。”
成绩出来之后,我侥幸进入了体检合格线。但体检人数是录取的三倍哦,竞争仍激烈得不得了。尽管我朝也想、暮也盼,整日不思茶和饭地等待那张进入大学的通行证,但最终还是榜上无名。至于原因,则不得而知,也无人通知一声,连名次的排列情况也不清楚。那时做事情,透明度、公开度,以及人们的维权意识等等,与今天相比,真乃天壤之别呵!
令我感动的是,工友们没人因为落榜而嘲笑我。他们纷纷鼓励我说,考到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只要再加把劲儿,下回一定能考上。为了便于我复习,大家一如既往地为我提供各种方便。1978年,我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但引以为憾的是,领到通知书之后,我光顾了高兴、忙前忙后地办手续去上学了,竟没来得及好好跟那些鼓励我、支持我的亲爱工友们把酒话别。
2007年,我又去过那个小造船厂。让人感叹不已的是,它已今非昔比、难以为继了。那些相熟的工友们,退休的退休、调走的调走、下岗的下岗,也难觅其踪了。哦,我相濡以沫的工友们!
往事并不如烟,岁月但却似歌。我的高考经历虽然很平凡,但这平凡的经历依然让我无法忘怀。
壹点号谷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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