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消息对于我家来说无疑是个晴天霹雳,尤其对于年迈的爷爷奶奶打击更大。要知道,以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结核病是很难治愈的。家里爷爷整天唉声叹气,奶奶则天天以泪洗面。那时候我大伯已经结婚,和我爷爷奶奶分开过了。家里除了瘦弱的母亲,已经没人可以扛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家了!当时的母亲对爷爷奶奶说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你们的儿子还活着,就会有奔头,就会有希望”。母亲用她的坚忍和那股不服输的劲,顽强的顶起这个残破不堪的家。
我父亲在醴陵的医院大概住了半年时间,病情始终不太稳定,那时候我们国家正处于建国初期,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没多久,国家一穷二白,经费有限,所以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就让一些染病的战士回家休息疗养了,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员。
据我母亲回忆说,我父亲回家之后,看到一贫如洗的家,看到因为自己当兵而哭瞎了眼睛的老母,内心充满了内疚和自责。回家仅仅十来天时间便病情加重,呕血不止,又住进了本县的人民医院。
母亲更忙了,一边要侍弄家里的几亩薄地,一边隔三差五,还要往返三十多里的山路,去县城的医院看望照顾我的父亲。由于当时交通不便,没有公路,无论去哪,都只能靠自己的两条腿。
60年代初期大集体那会,全生产队的人都在一起劳动,大家分工合作。由于我母亲出了名的忠厚老实,加上勤劳肯干,被分配到了食堂做饭。
我母亲说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所有人都是勒紧裤带在干活。其中有一年年底,山上的油茶籽大丰收了,榨了很多的茶油。于是生产队的一些人提议,都快要过年了,弄点糯米,做点油煎米果给大家伙们解解馋。最后,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这个任务也就自然而然的落在了我母亲和另外几位在食堂工作的人员身上。
炸油煎米果那天,大家上午一起先做了一部分出来,剩下没做完的部分,下午其他人继续做,安排我母亲则负责煎炸,母亲一个人在里面厨房炸米果的时候,也许是饿得太久了,也许是个把月来未尝荤了,也许是太久没有闻到茶油的清香,望着那刚炸出锅来油亮金黄,还冒着股股茶油香的油煎米果,母亲的口水直往肚里咽,但是她强忍着想吃的欲望,硬是一个都没吃。炸到大概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母亲突然腹部一阵绞痛,急忙往茅厕跑去,竟生生从口里吐出两条蛔虫出来。
第一次听母亲讲这事的时候,大概七八岁吧。于是我自作聪明地说道“那时候你一个人在厨房,别人都在外面做米果,你偷偷的吃它一两个,人家也发现不了,你为何就是不吃呢?要是我的话,管它三七二十一,先吃两个再说”。母亲听我这么说,于是非常严厉的对我说道:“这是大集体的东西,怎么可以偷吃?我可以偷吃,别人也可以偷吃,那些在田里做事的人,比我们在食堂里干活的人辛苦多了,他们比我更饿。再苦再穷,要活得有骨气,穷得有志气”。母亲的一席话,顿时把我说得无地自容,也深深地印刻在了心里。
时间来到了六十年代中后期,那年我大哥、二哥、还有我姐和三哥都相继出生了。大哥十岁,二哥7岁,我姐两岁多,三哥还只有一岁多一点点。由于孩子多,爷爷奶奶年迈,我父亲不但不能下地劳作挣工分,每年还要到医院住院两到三次,明显能干活的人少,吃饭的人却很多,我家成了有名的“超支户”。年底去生产队里领过年的粮食,我母亲都是低着头去,心里总是感到特别的惭愧。当时领东西的名单,是按照工分多少来排序的,我家工分最少,一般都是排在后面。好不容易轮到我母亲,生产队长就开始阴阳怪气地训斥和刁难:“你这个超-支-户,养着一大堆只会张口吃饭,却不懂干活的没用的孩子,还好意思来领粮食?按照你家的工分算,哪里还轮到有你家的粮食领?什么时候把钱还了抵了债,再来领不迟,下一户!”。周围人群里顿时传来一阵哄堂大笑,当然也有一些善良的村民向母亲投来同情的目光。
也许是“一大堆没用的孩子”这句话深深地刺激到了我母亲,她突然抬起了本来低着的头,一字一顿的说道:“我的孩子不死就会大,不大就会死,他们不可能永远成为我的拖累!”。说完,我母亲头也不回的走了。
母亲回到家里,看见年迈的爷爷奶奶,看见躺在床上依然病着的父亲,看见四个年幼无知的孩子,顿时泪如雨下,她为了不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看见,一个人偷偷的躲到屋背,等把情绪发泄完了,才强颜欢笑回家煮了点稀饭给一家老小吃。
那年是如何愁云惨雾,凄风苦雨地度过,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只是后来我母亲跟我说过,那时候很多人都劝她和我父亲离婚,说摊上我父亲这么一个“肺痨鬼”,一辈子都不会有出头之日。我的姑婆,也就是我母亲的亲姑妈,嫁到我们同一个生产队。当时我姑婆看我母亲家里这般境况,也曾劝说我母亲道:“妹子,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哇?你现在还这么年轻,如果你跟他离了婚,或许还能过几天好日子,你这样子熬下去,说不定哪天就这样死了,你的好日子就永远都等不到了”。说着说着,我姑婆哭了,但我母亲却没哭。她异常坚定的对我姑婆说道:“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猴子满山走。如今我的丈夫病成这样,我的孩子还这么小,这辈子丈夫我或许靠不上了,但是我的孩子会长大,我可以靠他们。如果我就这样离开了这个家,我又如何能心安?我一辈子都会难过和自责”。
我姑婆见我母亲态度坚决,也就不再相劝,只是经常时不时的帮衬着我母亲。
在家里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我父亲作为一名带病回家的退伍军人,作为曾经立过功的国家功臣,从未向政府伸手要过一分钱,甚至从未提起过自家的困难,总是默默的扛下一切艰难困苦。一直到我父亲过世2天后,整理我父亲的遗物时,看见他的立功证书,我才听母亲说起,我父亲曾在部队立过功,曾获得过“国家二等功臣”光荣称号。
到了1975年,我四哥、五哥相继出生,我也一岁多了,我大哥响应国家号召,入伍参军去了,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子弟兵。母亲说从那一年开始,家里的境况才略微有所改观,才不再吃了上顿愁下顿。七十年代末,由于我的哥哥姐姐都慢慢大了,家里的劳力慢慢多起来了,以前欠生产队里的‘超支款’也全部还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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