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洛野老
在汉字中,扫是一个动词。比如说,秋风扫落叶、各扫自家门前雪、横扫千军如卷蓆、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扫尽一切害人虫……等等。
但是,如果将扫字与帚字或者说把字联姻,就晋升为了一个名词,而且家族庞大。有用剔除了高梁米的红蜀黍穗扎的,有用秫类的同部位物制的,有草杆,也有竹稍,棕榈、塑料捆做,不一而足。个体有大有小,有胖有瘦,随“域”而安。虽然场所不同,皆功于扫。床铺、院落、街巷、道路、场地等等。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还成为了治家格言。它是一个大部分被赋予褒义的角色。
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乃知人生乐。到劳力者治于人的“上层建筑”出现以后,体力劳动就又赋予了一种“惩罚”的作用。特别是“知识分子劳动化”被唸歪之后。
“义务劳动”,本来是列宁时代的苏维埃政权,为加速国内经济复苏的一个有效活动。但到社会进入按劳分配阶段,它已沦为了一种刑罚措施。成为了对于“二等公民”的一类歧视现像。这个现像,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升级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比如说谢晋大师创造的《芙蓉镇》中,与“豆腐西施”要好的那个右派的扫大街劳动,就是“沧海一粟”。
人传“十年动乱”时期,征途上处处有“阶级斗争”。所以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不惜把那根弦拉断,也要绷得紧紧地。于是,又在不同的阶级都会打上不同的烙印的指导下,让那些社会中的“贱民”们,也要贴标签了。何为贴标签?按你的家庭出身、个人成份,截一块长方形的白布,用墨汁写上某某分子字样,缀于胸右,以示与左派基本群众不同。对人的污辱不言而喻。传闻曾经有一个家中拥有十八亩土地小脚妇女,家中接连变故,丈夫、婆母先后离世。家中只剩一老一小和她,无奈之下田地让其妹夫代耕,收获五五对分。于是,依据她家的成份,就天经地义戴了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那一晚听到“治安保卫委员会”的“勒令”后回家,第二天早上,就发现她已经双目失明了。
她是一个出生在一个不小的中农大家庭中。属于旱田坡陵的环境。结婚到有水的滩地,人生已经升华。我爷爷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庄稼汉,生活让他深知文盲的不易。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把晚得的两个儿子,前后送到当时的省会开封第一师范学习。为了不误种庄稼,不惜一个月一百二十斤小麦的价格,顾了一位一年需付出十二布袋麦子的支出的长工。洛阳解放后,爷爷曾到当时的镇政府找人咨询,说捐出一部分土地,对方哈哈大笑后说,你怕可啥,就你那几十亩地,统挨不到边的。爷爷没有想到,因为他顾的那个长工,给他家又送了一顶“地主成份”的待遇。父亲与叔叔都响应建设新中国的号召,好男儿志在四方地,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了。当时土改的划成份,据说谁家给划成贫农,是要给别人看不起的。
爷爷在尚未论“分子”的时候去世了。社会发展到论分子的阶段,参加农业合作社,做为长媳的母亲只能领到一本“非社员”的册子。后又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同时又发给了一本“改造手册”。政府人员明令,一个月向治保委员汇报一次,领取鉴定。如果改造表现连续五个良,可以获得一个优;连续五个优就可以去掉分子的帽子。于是,母亲在照顾好自己的几个孩子外,早出晚归的劳动,大炼钢铁,兴修水利的战场上,春夏秋冬都有她的身影,半年八个月也不回家是常事儿。孩子们的一日三餐有公共食堂供应。她看到自个的“改造手册”上已经有四个优了,但她再出汗的拼命劳动,最后一个“优”,始终于她无缘。当岁月如梭到文化大革命时,年过半百的母亲,在生产队的钟声响起前,要先扫净分给她清扫的那条道路。为此,作为小儿子,我也只好少睡会儿觉,黎明即起来扫她那一条街道,以减轻母亲本来就不轻的负担。
好歹中华民族还有一个“祸兮福所倚”的话语,也有一个“扫帚响,粪堆长”的谚语,我家的农家肥积攒得最多,而生产队收是以立方论工分的。
现如今看到那些被誉为“城市的美容师”们,用劳动清洁街道的环卫工们,有的还有街道免费供应一饨餐,论地段发工资。还能够不感慨万千吗?!
亦名:镜嵩~赵中岳
2022.11.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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